每当我听到彭丽媛演唱的那首充满怀念、愧疚、酸楚的《白发亲娘》的歌声时，我总是如骨在喉、心潮难平……

   我的白发亲娘离开我们已整整13年了，可我总觉得她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母亲那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的眼前晃动。

1928年11月5日，母亲在四川重庆市一个卖汤圆的小业主家庭呱呱落地。外公和外婆都没什么文化，但他们却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让母亲上了几年私塾，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造就了母亲善良、贤慧、知书、达理的性格。

不到18岁的母亲就嫁给了当时在四川重庆石桥铺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当驻卫警的父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母亲和父亲带着不到一周岁的大哥，随银行迁徙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解放后，父亲经党的培养教育，当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支行经济警察大队一中队二分队副队长，母亲在里弄缝纫社工作。后来，陆续又有了我们兄妹5人。

记得小时候，母亲上班前总要把中午的面条做好，把饭锅放在保暖草墩里。到了中午吃饭时，稀面条便成了稠面条。后来才知道，那是1960年，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食支援农村；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填饱肚子，才想出这么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当时父母一个月的工资加上定期补助才110元钱，要养活8口之家，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年夏天，我和邻居幼时的好朋友吴家林玩耍在四川北路商店门口，捡起别人扔下的西瓜皮就啃了起来；等回到各自的家里时，我们俩个同时在床上肚子痛得打滚哭叫。当母亲问清原由是食物中毒时，心痛得泪流直下，把我抱到医院打针、服药才止住了巨痛。这幕情景至今我仍记忆忧新。

9岁那年，不谙事体的我，对什么事儿都懵懵懂懂。听说要到农村，我充满好奇地高兴得又蹦又跳。当我和全家7口人坐上出租车，与四川北路85号的大桥大楼7楼的邻居阿叔、阿婶们分别时，母亲伤心地流下了热泪，当时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流泪。长大懂事后，才知道那是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减少城市人口、精兵减政、制止通货膨胀，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的1962年。父亲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向单位提出了退职返乡，将大哥留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携全家从繁华的大上海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河南省新蔡县陈店公社，现为佛阁寺镇的老围孜村委龚楼村民小组；这才真正理解母亲临别时流泪的深刻含义，那是更加艰难的命运在等待母亲去面对，母亲带着我们一高一矮兄妹5人，要到遥远的农村去，靠自己从未干过农活的双手，去养活一大堆孩子，她心里没底呀，能不伤心落泪吗？

回到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的老家，艰难困窘的农村生活，逐步使我们知道了城乡差别的内涵。我们住进了三间茅草屋，夜晚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与生产队的老少爷们畅叙了很久很久……

为了我们兄妹5人，母亲由一个大都市的市民完成了一个地道农民的脱胎换骨式的转变，走过了豫剧《朝阳沟》中的银环式的艰难历程。那时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社员们靠挣工分吃饭。34岁的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每天起早摸黑与社员们共同劳作。第一次下地劳动，母亲不知道如何收割，用左手握镰去收庄稼，乡亲们一阵嘻笑之后教会她如何收割；将麦苗误认是韭菜的母亲，硬是从一点一滴学起，把自己摔打成为一个十足的半劳力。

劳作了一天的母亲，拖着十分疲惫的身体回家后，背着草筐又下地割牛草去了。天黑透了，只见矮小的母亲背着满满的草筐吃力地回来，刚刚擦了把汗、勺瓢井水咕嘟咕嘟喝下，母亲又下厨房为我们蒸窝头、煮红芋、擀豆面条。不会使用柴火灶的母亲，烟薰火燎使她咳嗽不止、擦着眼泪，跑到门外透口气。看见母亲每天十分劳累，姐姐和我放学回家便钻进厨房，争着烧起锅来。吃饭时，母亲总是把好吃的让给我们，自己却吃粗粮。

父亲900元钱的退职返乡费，既要支付远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求学的哥哥和我们兄妹5人的学杂费，又要购买油盐等生活必须品，很快便所剩无几。那时一个工分分值仅仅是几分钱，生活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

那时，物资严重短缺，买什么都要票证，诸如布票、粮票、油票……可是就这十分有限的布票，我们却没钱买。母亲为了我们兄妹几人能体面地去上学，每天晚上我们都已上床休息了，她却在煤油灯下吱吱呀呀地纺起线来。用棉线换成白土棉布后，母亲让爸爸买来染料，将白布染好后，她便用自己的一双巧手一针一线的为我们兄妹缝制衣服。当我穿上母亲千针万线做好的藏青色中山装到学校时，许多同学投来了羡慕的眼光，我心里地个美哟，真是没法说。

1971年高中毕业时，我以出色的竹笛演奏幸运地考上了县京剧团，临走时母亲嘱咐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俗话说，嘴稳、手稳，处处安稳，你一定要记住；要象你大哥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如今，我们兄弟姐妹们都早已成家立业，各自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大哥龚国泰现在是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作曲，曾为当年风靡全国的《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等京剧革命样板戏作曲、配器，成就斐然；姐姐和3个妹妹们也都事业有成；我也没有辜负母亲殷切的嘱咐，在县京剧、豫剧团乐队、创作组一干就是13个春秋；1985年我被调任县文化局艺术股股长；1996年被提拔到县委组织部，担任我县第一任党员电教中心主任；2002年被提拔为正科级组织员，县第八届政协委员，2006年退二线改任县委宣传部主任科员；几十年来，我先后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发表在国家、省、市级杂志，并数十次荣获国家、省、市奖励，还出版了一本50万字的个人作品选集《中部序曲》，1995年至今连续十四年被县委、县政府评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当我们兄弟姐妹6人天各一方建立了小家庭时，母亲又先后被接到上海、平顶山、义马、新蔡县城各个小家里，帮助照料一个个孩子。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一个个抚养成人，又把我们的孩子照料到上小学，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为了我们，母亲奉献了全部的精力，却落下了一身的疾病。

让我感到终身愧疚不安的是，母亲第三次犯脑血栓临终时，我确因工作繁忙没有在她身边守候。可亲、可爱、可敬的母亲，就这样孤独无助地一个人走了，带着她对我们兄弟姐妹、孙女、外甥的深深眷恋，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可母亲那无私的精神永远留给了我们。

 母亲，您的在天之灵，可知道我们在为您送行的路上，我们兄弟姐妹哭喊着“姆妈啊，姆妈”的呼唤声，那声声哭泣是多么的撕心裂肺啊！

每当我们想念母亲的时候，耳边总响起那首充满怀念、愧疚、酸楚的《白发亲娘》的旋律：

你可是又在村口把我张望？

你可是又在灯下为我牵肠？

你的那一双老花眼，

是否又把别人错看成我的模样？

娘啊，娘啊，白发亲娘！

……

（该文先后发表在《驻马店日报》和《天中报告》2008年第3期）